银顶针的夏天(15)
那男孩的脸似乎阴沉了下来。你可以看出他不想谈自己的事情，不过他又坐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弗里博迪先生问道。
“埃里克·斯旺斯特龙。”那男孩回答道，说完便紧紧地闭上了嘴。
“你的家人在哪里？”弗里博迪先生非要刨根问底儿。
“没有什么家人了，”埃里克说，“即使有，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抬眼看了看。“我孤身一人，而且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我不希望人们认为他们必须照顾我，我不想进孤儿院。我已经自己照料自己一年了，我不明白以后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喜欢这样过。”
“嗯，嗯，”弗里博迪先生说道，“不过，一个陌生的男孩半夜里从树林走出来，并且吃光了我们所有的苹果派，我们有权利了解一点儿他的情况！”
埃里克叹了口气，不情愿地开始讲述起来：
“我的家人来自瑞典，”他说，“母亲在我一岁时就死去了，从那以后就由父亲来照顾我。他在明尼苏达州买下了一座小农场，那是个很好的地方，我还记得那里有高大的树林和木材，有一条小溪可以趟水而过。我们拥有三头母牛和一对山羊，我们一直过得很好。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摔在一把干草叉上使他的手受了伤。从那以后他得了血毒症，他病得太重了，连走五英里的路进县城看病都做不到。那时我只是个四岁的小孩，所以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电话。最后父亲派我到最近的农场去找人，那里的人们叫来了医生，可是已经太晚了，我的父亲失去了一条胳膊。从那以后他就不能干农活了，于是我们把那个地方给卖了，搬到了纽约。他以为那里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会有更多的机会，于是买下了一处报摊的经营权。它是间像箱子一样的小棚屋，一边是敞开的，前面有个架子，架子上摆着报纸，还有几盒巧克力棒和口香糖之类的东西。我们也卖杂志，父亲总是想弄到一个更大一点儿的地方在夏天卖姜味汽水和可口可乐。当我长大一些的时候，我常去那里给他帮忙，报摊里的空间正好能容下我们两个人，加上父亲坐的一个凳子和冬天用的小煤油炉。不过那里总是非常冷。我们的报摊在一个地铁站入口的附近，夜晚当很多人下班回家时，我就出去站在报摊的前面尽可能高声地叫喊：‘晚报！买晚报啦！’一天傍晚，一个穿着风衣的高大男人停下来问我多大了，当我告诉他我七岁时，他说我得去上学，所以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到公立学校去上学。不过在星期六和整个夏天，我常常要给父亲帮忙，在星期日的下午我们会关了报摊到公园或动物园去，要不就去乘坐渡船。那时我们过得很开心，可是一年以前我的父亲染病死了。”
杰伊和弗里博迪先生起来给窑里又加了些木头，不过现在那个男孩似乎不想停下来，于是给加妮特和她的父亲继续讲下去。他很消瘦，太瘦了，他的耳朵在灯光前面就像两片粉红的贝壳。
“我们寄宿处的女房东对我真的很好，她让我暂时住在那里，可是我知道父亲有一个名叫纳尔逊的远亲就住在俄勒冈州，在明尼苏达州时他曾和我们住在一起，而且我父亲一直非常喜欢他。我想或许我可以到他那里去和他住在一起，在他的农场里干活，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那个女房东，她的名字叫卡迪太太，要我等收到回信再说，可是当我把报摊卖掉以后我就想尽快离开那座城市。大部分钱用于还账，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卡迪太太给了我乘公共汽车到那里的足够的路费。
“可是我却很少乘公共汽车。我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买食物，沿途经常免费搭乘便车。夜晚我就睡在草垛里、破旧的牲口圈里。有一次天正下着雨，我就在路边的空的排水管里过的夜。我用了三个星期才到达俄勒冈州，当我来到我远亲居住的地方——斯拉尼维尔时，那里邮局的人告诉我两个来月前他已卖掉他的农场搬走了。他们不知道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谁都不知道。我已问过所有认识他的人了。”
